新疆嘉润铝业二期15万吨开工产能已经按照要求开始减产，计划6月30日停槽完成，后续紧密跟踪进度并实时发布。 山西华兴铝业因部分磨机设备故障，氧化铝装置投料约减少40%，预计恢复时间20-30天，约减少氧化铝产量4-6万吨。
美联储6月升息，为今年来第二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市场表现强劲。尽管5月份薪资增速依然不能令人满意，通胀有所下滑，但联储官员似乎倾向于坚持自己的计划。美联储还宣布，将从今年开始缩减所持公债和其它证券规模。实际上，相比较加息，美联储缩表将直接减少市场上流动的美元。如果在短短几年内减少2.5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加上乘数效应，这“美元减少”无疑会引发金融市场巨大的动荡。我们倾向于；美联储在缩表问题上并没有那么看重经济数据的表现，即使未来经济数据疲软推迟了进一步加息，美联储仍可能会继续缩表。总之，美国正在彻底告别宽松政策。另外，欧洲和日本两地央行相继传出可能终结宽松的消息，如果欧、日央行逐步回收流动性，这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美联储的具体计划要早于市场预期，美联储是否会在今年9月份的政策会议上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是值得特别关注。
中国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M2同比增速为9.6%。这是自从1986年有统计以来，M2增速首次跌破10%的历史性大关。M2增速放缓主要是金融体系降低内部杠杆的反映，这相比过去两位数增长，毫无疑问银根收紧了。未来2年在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压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会持续稳中偏紧。这对于我国地产、股市构成利空。不过，房地产交易已经基本被冻结。我们以为，央行去杠杆，就是要让市场上的钱变少、变贵，控制资金流向风险过高的地方去，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尽管管理层推出了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显示决策层所承担的责任超出市场预期。但市场不少悲观者仍怀疑，即使决策层想做这些改变，而面临当前市场货币偏紧、太多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及不断攀升的产能和产量，过剩行业的出清更加艰难。目前，中美双方均希望避免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一点构成了双方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制度不完善，特别是股票市场只为融资服务，没有将广大投资者利益放到最首要位置是最大的失败。在今年秋季，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和经济走向的“十九大”会议，改革和妥协，将是中国政治和经济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毫不怀疑十九大前，一切“稳字”当头，防范金融和债务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是政府核心任务，尤其是中国资本对外严加管控，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格局较为明显。使得国内通胀因素对基本金属形成支持。而在三季度消费淡季，基本金属区间震荡概率仍较大。
目前国内氧化铝现货市场交易清淡，氧化铝企业库存以及电解铝原料库存都处于低位。从交易情况看，大部分合同都是长单合同。氧化铝综合成本基本处于2320元/吨左右。受电解铝开工率高企、氧化铝价格反弹导致氧化铝开工率增加影响，5月氧化铝产量为574.5万吨，维持在高位。不过，受环保因素以及电解铝减产预期影响，氧化铝价格始终受到这方面的压制，上方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当前氧化铝价格运行区间处于2500-2700元/吨，主流成交价格为2620元/吨左右。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十九大的逐渐临近，环保和电解铝减产预期增强，国内氧化铝价格将会受到这些利空方面的冲击，价格的上方抛压将会逐渐加重。总之，我们对氧化铝的中短期走势仍持比较谨慎偏空的思路。预期国内氧化铝7月份价格运行趋势为区间弱势震荡。
目前，鋁市场的供给侧改革仍面临着不确定性，实际减产量远远没有达到理论减产量的规模，短期庞大的库存及流动性趋紧仍给鋁市带来压力。最近小川行长突然提出的《软约束》，应该引起我们对决策层改革动向的关注。这表明管理层对地方政府和债务风险较大的企业，举债活动有可能拖累中央政府财政的高度警惕。这也凸显了未来十九大后中央政府对改革信念的坚定信心，也可能暗示我们对去产能、去杠杆应该有个新的认识。我们认为，国内铝市场说到底就是政策市，魏桥减产25万吨不会是结束，或许才是刚刚开始。百川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电解铝成本13200元/吨左右，月产量达到318.24万吨。产量屡创历史新高，显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仍在进行中。三季度将是各地区违规产能公示期，市场关注度较大，同时新疆地区对于违规产能公示及执行力度仍将困扰着市场。从长远看，改革没有捷径可走，通过居民加杠杆帮助企业降杠杆的尝试是有风险的，只有通过结构性国企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近期氧化铝部分减产推升了原铝生产成本。为自理雾霾，中国已经要求28个城市在冬季取暖期内削减铝产量，而中国铝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5%以上。环保压力以及部分电解铝将要减产的预期将会消弱空方的抛压。从市场实际情况看，国内铝库存淡季回升幅度较小，特别是公路上大货车的数量呈现显著增加，有可能预示着消费量及力度超过人们的预期。我们以为；受十九大会议的逐渐临近，一切“稳字”当头，防范金融和债务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是政府核心任务。在去产能、环保压力和国内实际通胀预期增强（利多），以及对应地产严控周期和流动性趋紧（利空）相互作用下，国内铝市仍将呈现区间震荡走势。（荆雪林）
2012年以来，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尤为突出；在新兴产业领域，多晶硅、光伏电池、风能设备等产品产能过剩亦相当严重。如不及时化解和调整过剩产能，部分行业将长期陷入难以转型升级的困局，并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导致经济危机。
体制扭曲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关键所在
在现实经济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产能过剩，一种是市场条件下出现的生产能力相对需求过剩的情形，另一种是体制机制缺陷扭曲企业投资行为而导致的系统性产能过剩。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是一种常态。因为现实经济中任何经济主体或部门都不具有关于市场供需的完备信息，只能在不完备信息的情形下做出决策，市场不可避免会出现供不应求与产能过剩的情形。市场机制与市场过程的功能恰恰在于发现并充分利用分散在市场中的供需信息，揭示市场中存在的资源错配问题（如供不应求、产能过剩等），进而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供需调整和产能调节，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迫使低效率企业、低效率产能退出市场，从而使市场供需不断趋于动态平衡并实现经济的动态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市场发现资源错配、协调供需平衡、促进经济效率的能力，总是受到市场制度体系完善程度的制约。具体到产能过剩问题上，市场制度体系越完善，市场就能越迅速、越有效地发现并纠正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反之，市场将难以及时有效地调整过剩产能，甚至会使矛盾不断加剧。
一般情形下，市场内生的产能过剩并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予以应对。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亦需要政策部门予以关注。即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增长阶段转换时，随着需求结构、要素成本、环境成本、比较优势等方面发生急剧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原材料工业或一些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面临长期衰退和产能过剩的压力。这时，往往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以应对这些行业的急剧调整对就业、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并帮助这些行业的过剩产能顺利退出，或者促进这些行业沿着产业链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还有其特殊的一面。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土地模糊产权、要素市场扭曲、环境保护体制不健全等背景下，地方政府采用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降低能源资源价格甚至纵容企业污染环境、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竞争，导致企业过度产能投资，进而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因此，体制扭曲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关键所在，也是政策部门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增长阶段转换与体制机制缺陷共同导致本轮产能过剩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是导致本轮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环境与资源约束强化、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恶化，以往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粗放式规模扩张与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许多传统工业产品需求峰值已经或即将到来，这些行业将在较长一段时间面临较为严峻的产能过剩态势。同时，世界经济也已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市场需求将长期低迷，后发国家的发展觉醒、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推进转型升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我国出口制造业将在较长一段时间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体制缺陷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领域的恶性竞争是导致本轮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财政分权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招商引资动机。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垄断、资源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以及生态与环境补偿机制的缺乏，使低价供地、财政补贴、提供廉价资源、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降低环保要求等措施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战的主要手段。正是这种恶性招商引资竞争，导致了系统性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采用各种优惠政策保护本地企业，又使得市场协调供需均衡、调整过剩产能的机制难以有效运转，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
产业政策存在缺陷是推动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给予新兴产业企业的产能投资和生产环节诸多支持的做法，正是推动太阳能光伏产业、风电设备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在钢铁、有色金属冶炼、水泥等行业，“扶持大企业限制小企业”的产业政策，导致大中型企业为获得政策重点支持、小企业为避免被政策限制或淘汰而进行过度产能投资，进而推动过剩产能的形成。
现行产能过剩治理政策亟须调整完善
现行产能过剩治理政策仍过多依赖严格新建项目审批、提高准入标准、强制清理违规产能与淘汰落后产能等行政手段。经验表明，这种政策模式虽能在短期内暂时缓解产能过剩，但难以长期实施，且与取消行政审批、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不符，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
治理产能过剩政策以设备规模作为落后产能的重要标准，使得企业为了避免被淘汰而投资大规模设备，反而加重了产能过剩；片面强调提高市场集中度，过于夸大兼并重组的作用，又导致大量低效率重组行为。从近年来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兼并重组的案例来看，多数兼并重组企业不但没有缩减产能，反而大规模扩大了产能。
采用行政手段治理产能过剩，政策部门必须能对未来市场的供需形势、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进行准确预测。但现实经济中，政策部门难以及时收集和处理数量巨大的市场信息，也不可能对未来市场进行准确的预测，这往往导致在实施产能投资及投资结构控制政策时，超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企业实际技术能力而片面追求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工艺，同时把本来具有市场需求的产能看作落后产业加以淘汰。以钢铁工业为例，限制线材、螺纹钢等低端产品产能的政策，导致了建筑钢材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供应相对短缺，而近年来产品设备生产能力过剩最为严重的恰恰是中厚板、薄板、H型钢、电工钢等政策鼓励发展的高端品种。
不消除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缺陷，不建立起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而是试图通过政策部门来认定落后产能、落后产品，认定先进产能、先进产品，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所谓落后产能、落后产品，鼓励所谓先进产品、先进产能的方式来治理产能过剩，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反而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由低技术水平、低端环节、低端产品向高技术水平、高端环节、高端产品发展。
建立防范和化解严重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建立防范和化解严重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一是必须矫正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缺陷，约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当干预市场的行为；二是必须健全和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机制在协调供需平衡、调整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企业与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决定性作用；三是采取适当救济措施，应对严重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对于就业、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弥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的不足。
简而言之，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上，政府必须尊重市场、完善市场制度、强化市场机能并弥补市场不足，实现“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度统一。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其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协调供需平衡化解过剩产能机制、鼓励企业创新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其二，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改变土地等重要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的局面，让市场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三，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弱化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支持主体的角色，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使投资者在信贷过程中承担真实的资金成本与风险成本；其四，调整财税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地方财政透明化与民主化改革，推进有关资源环境的税收制度改革；其五，积极推动环境保护体制改革，强化环境监管。同时，制定实施长期稳定和严格的环境政策，与治理产能过剩等产业政策目标相对独立，不能因为产能不过剩就不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其六，建立严重过剩产能过剩行业援助退出与辅助调整升级机制。对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应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以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基本原则，为过剩产能的退出提供援助，为这些产业的调整升级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必要支持。
